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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 世纪 70 年代末,我国开启改革开放进程,原有的税收制度难以适应经济发展需求。1979 年,我国从国外引进增值税,并在襄樊、上海、柳州等城市的机器机械、农业机具和部分日用机械等行业开展试点。此后几年,试点范围逐步扩大到全国,涉及的行业也不断增加。1984 年,国务院发布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条例(草案)》,将增值税征税范围扩大到全国的 12 类货物,这标志着增值税作为独立税种在我国正式建立。到了 1986 - 1989 年间,纺织品、日用机械、建筑材料等更多行业被纳入增值税试行范围。这一时期,增值税计算方法从最初的 “扣额法” 和 “扣税法”,在 1987 年统一改为 “扣税法”。早期试点为我国积累了增值税政策设计和征收管理的经验,初步形成先试点再推行的改革模式,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重复课税,减轻了企业负担 。
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,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税收制度,1994 年我国进行了重大税制改革。此次改革按照统一税制、公平税负原则,对增值税制进行较大调整,统一了内外资企业的货物和劳务税税种。在货物和劳务环节,设立增值税、营业税和消费税三个税种。增值税征收范围确定为销售或者进口货物、加工修理修配劳务;营业税则针对劳务、转让无形资产或销售不动产;消费税是对特定货物在增值税基础上加征的调节税种。
当时,为抑制经济过热,我国采用生产型增值税,即企业购进固定资产所纳税款不予抵扣。同时,将增值税由价内税改为价外税,推出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制度,一般纳税人凭发票载明税款计算应纳增值税额,小规模纳税人实行简易征收办法,对出口货物所含增值税予以退税。为配合征管,启动全国统一的金税工程。此外,增值税作为分享税,税收收入的 75% 归中央政府,25% 归地方政府,为此分设国税、地税两套税务机构,增值税由国税系统管理。1994 年改革后,增值税成为我国第一大税种,占国家各项税收收入的 45% ,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,促进公平竞争,出口退税政策推动了对外出口,金税工程提升了税收征管水平 。
2001 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,纳税人投资积极性提高,生产型增值税不利于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进步的问题愈发凸显。2004 年 7 月 1 日,为配合东北振兴战略,增值税转型试点在东北三省的装备制造业、石油化工业等八大行业率先展开,允许企业购进固定资产所含税款进行退税。2007 年 7 月 1 日,试点范围扩大到中部六省 26 个老工业基地城市的电力业、采掘业等八大行业。2008 年 7 月 1 日,进一步扩大到内蒙古自治区东部 5 个盟市和四川汶川地震受灾严重地区。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,为提高企业竞争力、应对危机,我国于 2009 年 1 月 1 日起在全国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,完成从生产型到消费型增值税的转变,即企业购进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可以抵扣。同时,为平衡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税负,促进中小企业发展,将小规模纳税人征收率一律降为 3%。这次转型改革减轻了企业增值税负担,促进企业增加投资、扩大内需 。
在增值税与营业税并行的时期,兼营和混合销售行为导致两税种征管范围划分不清,而且营业税存在重复征税问题,不利于经济结构优化。2011 年 10 月 26 日,国务院决定开展营改增改革试点。2012 年 1 月 1 日,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改增试点在上海启动。同年 9 月 1 日起,分批扩大至北京、江苏等 8 个省、直辖市。2013 年 4 月 10 日,国务院决定自 2013 年 8 月 1 日起,将试点推向全国,并扩大部分现代服务业范围,把广播影视作品的制作、播映、发行等纳入试点,还择机将铁路运输和邮电通信行业纳入。2016 年 5 月 1 日,营改增全面推开,建筑业、房地产业、金融业、生活服务业等全部营业税纳税人纳入试点范围,营业税退出历史舞台。营改增消除了重复征税,打通了增值税抵扣链条,促进了服务业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 。
2024 年 12 月 25 日,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增值税法,将于 202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现行增值税制度下,税率设置等保持稳定,体现了保持现行税制框架和税收负担水平总体不变的原则。按照国务院规定,增值税作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,收入实行中央与地方 “五五分享” 。增值税法明确了立法目的,调整了征税范围,减少视同应税交易情形,统一简易计税方法征收率为 3%,取消 5% 税率档次,还增加反避税条款。此外,明确了小规模纳税人定义及标准 。当下,增值税依然是我国第一大税种,约占全国税收收入的 30% 左右,对国家财政收入和经济运行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。
从发展趋势看,随着经济数字化程度加深,跨境电商、数字服务等新兴业态不断涌现,增值税在应对数字经济带来的税收挑战方面,需进一步完善政策。例如,如何确定数字产品和服务的征税地、如何对跨境数字交易进行有效征管等,都是未来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。在税收征管方面,随着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,税务部门将进一步提升征管效率和精准度,企业也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税务管理的数字化水平,以适应更加智能化的征管环境。此外,在国际税收协调方面,我国可能会更加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,与其他国家共同应对跨境增值税问题,为企业 “走出去” 创造更有利的税收环境 。